苏国勋先生纪念专题（四）丨熊春文：韦伯的农业社会学研究及其意义——以《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学》为例

策划人/孙飞宇

苏国勋先生于1942年出生于北京，2021年因病归于道山。先生毕生矢志不渝，孜孜以求，献身于社会理论的研究和中国社会学的建设，生前曾担任《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副主编，曾经长期担任《国外社会学》的主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理论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曾先后兼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先生在八十年代以韦伯研究为标志的工作，开创了中国社会理论界思考和研究西方社会理论的先河。《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一书作为社会学重建以来最重要、最杰出的学术成果之一，影响力超出了社会学界，在更为广泛的中文知识界也都享有盛誉。先生毕生的工作以西方社会理论为主，在研究、翻译和文选汇编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贡献。在晚年，先生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中西文明比较视野下的社会理论研究，从理论层面上推动了中国社会学主体性的建设。 

先生毕生以书生自许，以教育为己任，除了痴迷于学问之外，还在多所高校和教育机构呕心沥血，桃李天下，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社会理论研究人才。先生生平为人真诚，嫉恶如仇，淡泊名利，一心向学，以赤子之心、率真之性情而闻名于学界。其为人为学，都足称世人学界之楷模。

为了感念苏国勋先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在2022年2月19日，于苏国勋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召开了“苏国勋先生纪念研讨会”。与会的学者师生们追念苏先生，并且对苏先生的学术思想展开了多种角度的讨论。与这一会议相呼应，北京大学社会理论中心主编的《社会理论学报》于2022年春季号编辑出版了“苏国勋教授纪念专题”。

“社会理论”公众号汇集了两次纪念活动的材料，将推出“纪念苏国勋先生纪念活动”，以期学习苏先生思想，重温先生的教诲，传递先生的薪火。

文 / 熊春文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摘要：本文延续苏国勋先生对韦伯早期思想（包括农业社会学）的论述，以《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学》为例，探讨了韦伯著述史中的农业研究、韦伯农业社会学的核心要义以及韦伯农业社会学对今人的启示。韦伯的农业社会学与其整体学术旨趣一脉相承，表面上讨论的是农业史问题，实际处理的是古代资本主义的特征以及西方文明的独特轨迹与命运问题。《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学》虽然属于韦伯社会学之前的作品，但已经充分展示了其社会学思维，尤其是理想类型的娴熟运用，也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其德国历史学派的独特风格。韦伯对于环地中海各文明中心农业发展特征与性质的论述，富有理论洞察和学术创见，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韦伯、苏国勋、农业社会学、古代文明

我想通过汇报阅读和翻译韦伯《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学》一书的体会来纪念苏老师对我的关心和鼓励。我到农大工作后，就研究主题聚焦的问题多次请教过先生，他非常支持我从事农业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尤其鼓励我从韦伯入手，为农业社会学的理论研究立一个较高的根基。在苏老师的指导下，大约2007~2008年，我开始关注西方农业社会学的发展，逐步发表了一些文章。[1]从2017年底开始，我们组织了一个韦伯读书会，逐字逐句读《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学》，中间有一年还在北大文研院，六期学者刘志伟、狄金华、鲁家亮、黄群以及七期学者Bertram Schefold和李放春等教授参与了读书会。此外，读书会还得到了李猛、黄春高、黄洋、温静、贾妍等学者线上线下的指导。几年下来，我们的收获很大。我本人集中大半年的时间，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了，已交商务印书馆，希望能尽快面世。

苏国勋先生与作者熊春文老师

本文我主要论述三个方面：韦伯著述史中的《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学》、这部著作的核心内容、韦伯农业社会学思想在今天的意义。

《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学》(The Agrarian Sociolog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是1976年美国学者弗兰克（R.I.Frank）对韦伯著作的译名，德文原著的名称应该叫《古代农业状况》（Agrarverhältnisseim Altertum)。这本书有三个版本，分别是1897/1898/1909版，其成书过程是大致是这样的。

德文原版《社会经济史论集》（“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学”是其中第一部分，1924）和《罗马农业史对公法与私法的意义》（1891）

1890年，兰普雷希特[2]在《国家学辞典》（Handwörterbuchsder Staatswissenschaft）中编撰了“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农业史”词条。韦伯因其关于罗马农业史的研究（他1891年完成的教授资格论文名为《罗马农业史及其对公法与私法的意义》）被邀请撰写一个词条来说明古典时期（即古罗马时期）的农业状况，以补充兰普雷希特没有提到的时期，这就是第一版Agrarverhältnisse im Altertum。这一版的篇幅只有18页。

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6年，国内也译作兰普雷茨）德国历史学家，曾任德国莱比锡大学历史学教授。他针对兰克史学以研读档案资料为主要研究方法的“事件历史”的研究，提出了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的概念，并开创结构史学的方法论。

1898年，韦伯对第一版进行了增补，扩充为28页。

1907–1908年是韦伯写作第三版手稿的时间，1909年发表出来，小号字体两栏对开136页，篇幅得到了大幅扩充。

1924年，韦伯夫人玛丽安妮对第三版加以整理，编入《社会经济论文集》（Gesammelten Aufsätze zur Sozial- undWirtschaftsgeschichte）当中出版，[3]篇幅为288页。

1976年，弗兰克（他也是韦伯《罗马农业史》的译者）以1924年版为底本，翻译成英文，加上《古代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4]以及英译者导言，篇幅达到421页。我们以这个英文本为底本，对照德文和日文版阅读。

可见，《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学》的成书时间从1897–1909年，跨越了10余年之久。1909年正好是进入韦伯社会学（也是德国社会学会成立）的前一年。因此，这部著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理解韦伯社会学之前的韦伯思想定位问题。[5]

根据施路赫特的看法，韦伯的著述史可分为三期：即韦伯刚开始对于古代和现代的农业发展以及对于古代与现代的资本主义同感兴趣，这种双重兴趣决定了他第一阶段（1889–1900）的著作内容，并且持续到第二阶段（1900–1910）。到第三个阶段（1910–1920）才以《经济与社会》和《世界宗教之经济伦理》两部互补式的著作为主要研究内容和任务。[6]可见，韦伯对于古代农业史和现代农业问题的研究在其学术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是贯穿了他第一、二阶段的研究主题，但是今天我们对于韦伯的研究似乎大大忽略了这部分。韦伯关于农业的研究，除了我在本文中重点论述的《古代农业状况》，还有前面提及的教授资格论文《罗马农业史对公法与私法的意义》（1891），以及他参与的大量的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调查，有《关于德国农业工人状况的调查》（1893）、《易北河以东地区农业工人状况的发展趋势》（1894）等调查报告的发表，他当时不过是不足30岁的青年学者，已经赢得了农业问题专家的声誉[7]，并于1894年被聘为弗莱堡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次年发表了名为《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著名演讲（甘阳老师很早把它整理翻译出来了）[8]，这篇富有争议的演讲，其很大部分的内容就是基于他在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调查。

《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学》

英译本：The Agrarian Sociolog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1976/2013）

就《古代农业状况》而言，一个自然的问题是，它是何种意义上的（农业）社会学作品？我想这涉及问题意识与学科意识的关系问题，我们不能用今天学科化的思维来理解韦伯的早期思想，尤其是以中层理论化和经验主义范式来理解像马克思、韦伯这样的古典大家，他们的思想从来不能用某一学科来加以归限。然而，从问题意识来说，韦伯的思想成熟得较早，是不争的事实。身为欧洲文明之子，对于西方文明走向现代的独特轨迹及其命运的深切关注是贯穿韦伯一生的学术旨趣，这一点从他从事学术的开端就表露无疑，当然也表现在《古代农业状况》这部著作当中。更何况写作1909年版时，已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的“客观性”》等作发表在先。克斯勒（2000：47–51）在《马克斯·韦伯的生平、著述及影响》一书中详细地考订了《古代农业状况》第三版相较于前两版中所蕴含的社会学主题和方法论问题，他说：

韦伯的问题框架和总的倾向的扩大，在现在已很著名的1909 年辞典第三版里看得最为清楚。在这个版本里，我们遇到了“客观性”论文（62，p10E）和“新教伦理”（65，74，2E）中的韦伯，我们应从内容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入手，弄清楚在韦伯一生著述中溢显于作品里的连贯性问题。辞典第一版和第三版中的韦伯之不同，可以从对“问题架构的定义”和“更为彻底的方法论反应”的考察中看出来。[9]

另外，阿尔弗雷德·霍伊斯认为，这篇文章“最富创见、胆识和洞察力的是阐述古代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的部分。过去的那种‘农业史’概念在这里被大大地超越了，已有更多的内容涵盖进去。讲的是土地、农业，实际上几乎相当于一部完整的古代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史纲要。”（转引自克斯勒，2000：46）还有玛丽安妮的《韦伯传》更加直接的表述：

在1908年秋天，他全神贯注地为《简明国家学辞典》撰写了一篇重要的历史社会学专题文章——“古代农业状况”。它的篇幅长达136页，小号字体两栏对开，完全突破了编纂体例的束缚，而朴素的题目只是体现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事实上这是一种古代社会学，一种对古代社会生活所有重要结构形态的历史分析和概念梳理。[10]

因此，将《古代农业状况》翻译为《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尽管它从年代上讲属于韦伯社会学之前的作品。话说回来，现代性问题意识是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出发点和终极关切，只要保持着这种问题意识的研究都能称得上社会学，实际名称叫不叫“社会学”没多大关系。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韦伯的《古代农业状况》比今天的很多学科化的社会学更社会学。[11]

《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学》全书分导论和正文两部分。导论的标题叫“经济理论与古代世界”，让人想起后来芬利的名著《古代经济》。[12]这篇富含理论洞见的导论，其主要任务是界定问题框架，并进行方法论的交待。起笔是西欧与东亚农业的比较：

西欧国家的定居模式与东亚诸文明的常见模式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差异可以简单地概括如下，尽管可能有些不准确：在欧洲，向固定定居点的过渡意味着从畜牧养殖（特别是奶牛养殖）为主转变为以农业为主、畜牧为辅的经济形态；相反，在亚洲，则是从一种粗放的、因而是流动的（nomadic）农业方式一意地转向没有奶牛养殖的园艺农业方式。这种对比是相对的，且史前时期未必如此，但这种区别一俟出现，它的影响就足够深远。由此，在欧洲，土地占有（Bodenappropriation）往往和狩猎区（Weiderevieren）的抢占和排他性分配有关，狩猎区上的占有团体的规模越来越小。这种发展在亚洲则未从发生，因此，这种发展所造就出来的原始土地（Flur）共有单位——比如马尔克（Mark）和公地/共有地（the commons）——在亚洲要么是付之阙如，要么具有不同的经济功能。有鉴于此，这种土地共同体在东亚村庄组织中的作用，除非是现代起源的，例如税收组织造成的，其余均迥异于欧洲的情形。在东亚，也未见与畜群所有权及其所有后果相关的“个人主义”的发生。[13]

《御制耕织图》之一

清·焦秉贞

然后是进入历史脉络，又引出古代与中世纪/现代经济之间的差异，比较的要点包括农业条件、军事技术、城市特征、商业贸易、粮食政策、劳动力性质与劳动组织等方面。文中，韦伯建构出东方封建主义与西方封建主义、个人主义封建制与城市封建制、古代无产阶级与现代无产阶级、自由劳动与非自由劳动等理想类型，不断逼近对古代社会经济性质的认识，并提出两个核心问题：1、古代经济组织是否具有某些无法用中世纪和现代经济史概念加以分析的独具特征？2、古代是否存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文化史具有重要意义的资本主义经济？

对于第一个问题，韦伯在“原始派”毕歇尔与“现代派”迈耶的争论中萃取观点与立场，尤其是关于家宅经济（Oikos）的讨论，形成其独特的历史–社会理论。韦伯总体上认为古代经济具有与中世纪和现代经济不同的诸多特征，因此，韦伯更接近原始派的观点，他认为“没有什么比用现代术语来描述古代经济制度更具误导性的了”。正是在这一问题上，韦伯与著名的罗马经济史家罗斯托夫采夫形成了显著区别[14]，并对后来的芬利产生重大影响。关于第二个问题，韦伯的主要观点是，完全否定古代曾经有过资本主义式经济发展过程的存在是无知的，因为这样做，其实是简单地把“古代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等同看待、等量齐观了。他特别地指出，古代资本主义企业在数量和品质上的重要性是由一系列独立变数在不同时期的、非常不同的组合而决定的，这些变数主要包括三个：即贵金属的供应、资本主义式的奴隶劳动使用、政治发展和条件。他的总的观点，古代当然有过一种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形式。如果下定义，这种形式可以称为“政治资本主义”，即一种受着政治、伦理和理念观念条件广泛限制的经济形式。当然，古代资本主义发展最重要的障碍也源于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特征。这些特征大致包括：（1）市场生产仅限于陆路运输在经济上可行的狭小范围之内;（2）资本结构和形成的内在不稳定性;（3）对大型企业剥削奴隶劳动的技术限制;（4）成本核算的可能性有限，这主要是因为在使用奴隶劳动方面不可能进行严格的计算。这些关于古代资本主义议题的探讨，很容易让人想起《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尤其是他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撰写的总导言当中关于各种资本主义类型的讨论，这一问题无疑与其终身的学术旨趣密切相关。

导论的最后部分是关于古代社会组织形态发展阶段的类型学建构，一共包括七种类型，分别是：农民共同体、城堡王国、贵族城邦国家、专制城市王国、专制赋役国家、重装步兵城邦、民主公民城邦。每种类型都包含了地理条件、社会结构、政治秩序、经济特征、土地制度、奴隶使用、军事制度以及发展方向等方面的扼要讨论，为正文部分比较分析各文明中心农业发展的特征（类型学意义）及文明演进的独特轨迹（发生学意义）提供框架。

图 韦伯建构的古代社会组织形态类型[15]

（左右滑动查看全图）

著作正文部分以“古代文明各主要中心的农业史”为标题，对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古以色列进行了简要考察之后，是对古代希腊和罗马的详细分析，其中又对希腊古典时期（尤其雅典）和罗马共和时期着墨最多。我的阅读体会，韦伯最重要的思路，无论是作为重装步兵城邦的古希腊雅典还是作为公民城邦的罗马共和国，都是农兵一体的公民兵体制，自耕农是公民兵的主要来源，他们是古代社会-政治的核心担纲者群体。自耕农在政治上享有充分的公民权，战时自备武装，为城邦征战，平时解甲归田，经营自己的农庄。但进入罗马扩张时期，本土可用于公民兵分配的土地越来越少。长期征战与自耕农的农作习惯不合，农民重土安迁，又不愿迁移到海外殖民地。自耕农的土地因此逐渐转移到资本主义式大地产手中，大地产是一个居住在城市以牟取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为鹄的的不在地主群体，他们的主要职务是从政，地产经营交由管家负责，劳动力主要来自市场上购买的奴隶（很大一部分是战俘），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自耕农公民兵的社会–政治结构。随着土地集中越发严重，造成激烈的利益斗争。韦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讨论梭伦改革和格拉古兄弟改革的。然而，韦伯讲，“‘土地利益’群体对格拉古运动的暴力镇压意味着非自由劳动的胜利，从而摧毁了罗马国家的古老基础。”接着是公元前104年的马略军事改革，旧日的自备武装的公民兵被国家提供装备的、从无产阶级招募的军队所取代。自耕农逐渐转而成为佃农（依附农），这就是无地“科洛尼”（Coloni）阶层的产生，他们失去往昔的地位，越发沦为束缚于土地的隶农或流落首都的无产阶级。“罗马农民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已经终结；他们不再是政治集会、公共管理和帝国权力实施中的重要力量。”

描绘高卢罗马收割机的浮雕

与自耕农重要性下降比肩而行的是奴隶制庄园的兴起。韦伯分析，古代经济状况最终以非自由劳动部门取胜为结果，其原因在于古代技术发展的局限性，因为长期战争，劳动力很便宜。古代战争也是为了获取奴隶；源源不断地供给奴隶市场，极度地提高非自由劳动的经济部门的份额。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自由劳动部门的停滞不前，手工业及工资劳动形式原地踏步。非自由劳动在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这是古代经济区别于中世纪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吊诡的是，韦伯认为，罗马后期这种资本主义式大地产经济的兴起恰恰意味着古代经济陷入倒退的发展趋势，古代世界由此步入解体的过程，并由此预示了古典文明的衰亡。

韦伯以罗马农业种植园为例分析了这一进程。他注意到，在一个典型的罗马农场，奴隶作为“会说话的工具”跟牲畜（“半说话的工具”）安排在一起，其住所就是一个营房，奴隶的生活很像士兵。他们在监工的监视下生活，在严格的军队纪律下工作，没有任何自由。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奴隶不仅没有财产，而且没有家庭，因此奴隶无法实现自我再生产，这就需要通过奴隶市场来不断补充劳动力。从历史事件看，很多人都把条顿堡森林战役作为罗马文明衰落的开端。韦伯部分同意这一观点，但他给出了一个独特的解释，他认为条顿堡森林战役作为古罗马衰落的标志，不是因为这场战争本身，而是因为其深远的后续影响。这场战争导致提比略放弃对日耳曼地区的征战，罗马帝国停止扩张，决定了古代文明的和平转向。它在社会结构上的直接影响是奴隶市场的中断，罗马经济于是出现严重的劳动短缺，整个生产体系难以为继，城市地主不得不允许奴隶成立家庭，完成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其结果是种植园的奴隶（slave）转变成农奴（serf），成为依附于土地的新阶层。罗马的社会结构由原有的自由–非自由劳动二元结构转变为更为复杂的社会阶层秩序。与此同时进行的，是整个罗马的行政重心由城市逐渐转移到农村，庄园地主经济成为晚期罗马帝国政体的赋税、征兵基础，“一系列逐步的变化最终汇聚成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封建社会开始在晚期罗马帝国浮现”。[16]在韦伯看来，这才是罗马帝国衰亡的真正社会原因。

Friedrich Gunkel描绘的条顿堡森林战役，原图于二战时被毁，此为彩色复制品。

韦伯的农业社会学与其整体学术旨趣是一脉相承的，表面上讨论的是农业史问题，实际处理的是古代资本主义的特征以及古代文明的独特轨迹与命运问题。《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学》虽然属于韦伯社会学之前的作品，但已经充分展示了其社会学思维，尤其是理想类型的嫺熟运用，也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德国经济历史学派的独特风格。他对于环地中海各文明中心农业发展特征与性质的论述，富有理论洞见和实践启发。今天看来，韦伯农业社会学最重要的启示有两方面：

其一，韦伯不仅仅把农业视为单一的经济技术因素，而是将它置于宏阔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中加以理解。在具体的分析方法中，他既注意到非经济因素对于（农业）经济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地理条件、军事技术、政治体制、城市发展乃至文化心理等等方面，又注意到农业本身作为自变量的作用，如他在《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学》以及《经济通史》中对于Oikos、Mark、Mill以及三圃制、四圃制的讨论，认为这些农业安排对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军事生活会有重要影响。韦伯对于农业理性化条件的讨论，影响了后来关于农业现代转型的诸多研究。韦伯农业社会学当中蕴含的问题意识、分析框架和方法论基础，使得我们有可能拓展目前居于主流的农业科学和农业经济学的视野，对于农业经济现象获得更为丰富复杂、也更为清晰准确的认识和把握。他的历史比较方法，对于我们今天思考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其二，韦伯特别注重担纲者群体对于农业经济乃至社会整体结构的重要意义。比如他注意到自耕农对于土地的感情是整个罗马政治和文明的古老基础所在，注意到罗马后期大地产的非粮化倾向，只集中少数几种经济作物的规模化生产，看似最为合理的选择，但相比于精耕细作的自耕农农业，这种资本主义式农业只关心追逐利润而不顾奴隶的健康和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对生产技术的改进以及产品品质的提升也漠不关心，充其量是形式合理性的选择，这些洞见对于我们今天观察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尤其反思资本下乡的可能弊病，具有十分重要的警醒意义。

熊春文老师与苏国勋先生及其夫人

随着笔者对农业社会学研究的积累和深化，我越发体会到农业是生命对待生命的事业。如果农业的担纲者群体没有某种行动伦理的支撑，没有对这项古老而又崭新事业的深刻认识和持久热爱，事关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乃至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等关系人类命运的重大议题就无从谈起。而没有这些基本的保障，其他方面的现代化无异于空中楼阁、镜花水月。正如苏老师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形式合理与实质合理并重，社会才能行稳致远。[17]在这个意义上，韦伯的农业社会学今天决非过时，反倒显得非常“前沿”。█

本文原载于《社会理论学报》2022年春季号。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90年，苏老师就在他主持的《国外社会学》杂志上专门组织了“农业社会学”专题，几乎与西方同步翻译了纽比、巴特尔、迈克尔等人的经典论文，这是国内最早介绍西方农业社会学发展研究状况的文字。参见：霍华德·纽比、弗里德里克·巴特尔，〈批判的农村社会学导论〉，《国外社会学》1990年第6期，第1–8页；菲利普·迈克尔、弗里德里克·巴特尔，〈农业政治经济学的新趋势〉，《国外社会学》1990年第6期，第9–17页；两篇文章后均收入于苏国勋、刘小枫主编《社会理论的知识学建构》（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560–590。

[2] Karl Lamprecht，1856– 1915年生人，莱比锡大学历史学教授，主要研究文 明史和艺术史，蔡元培在德国的老师。他曾与德罗伊森（Droysen）、 冯·贝洛（von Belon）、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施莫勒和欣兹（Hintze）等人参与了历史方法论的讨论。

[3] Hans-Peter Muller, Steffen Sigmund (Ed). Max Weber-Handbuch: Leben-Werk- Wirkung. J.B. Metzler Verlag GmbH (2014)，173–4.

[4] 这篇文章脱胎于 1896年韦伯在弗莱堡学术协会（Akademische Gesellschaft）上的一个颇受欢迎的演讲，同年以〈古代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Die sozialen Gründe des Untergangs der antiken Kultur）为名发表在《真理》杂志上，第6卷，第57–77页。玛丽安妮把它重印在上书的第289–311页。

[5] Scaff, Laurence A.,‘Weber before Weberian Sociology’, BritishJournal of Sociology 35 (1984).

[6] Schluchter, Wolfgang, Rationalism, Religion and Domination: A Weberian perspective, N. Solomon(tra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465. 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42。

[7]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9;（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2。

[8] 韦伯著，甘阳选编，《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一版，2018年修订译本）。

[9] Dirk Ka sler, Max Weber: An Introduction to his Life and Work,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1988. 迪尔克·克斯勒著，郭锋译，《马克斯·韦伯的生平、著述及影响》，（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48。

[10] 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376。

[11] 苏老师在1988年出版的《理性化及其限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7页）中就明确地陈述韦伯于1907–1910年间发表了关于农业社会学的论文，只是未及展开。本文以及本人在其他地方对于韦伯农业社会学的探讨，不过是沿着苏老师颇具前瞻性的判断往下言说。

[12] 事实上，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古代社会经济史家，芬利曾毫不讳言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是韦伯。参见M.I.芬利著，黄洋译，《古代经济》（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0）， xxi。

[13] Weber M., The Agrarian Sociolog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 I. Frank. London: New Left Books.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76), 35. 以下原文引述部分均出自本书，不再特别说明。

[14] M.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15] 本图由读书小组刘超群博士绘制，特此说明。

[16] Weber M., The Agrarian Sociolog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 I. Frank. London: New Left Books.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76), 403.

[17] 苏国勋，〈形式合理与实质合理并重，社会才能稳定〉，《文汇报》副刊，2012年7月23日；转引自《理性化及其限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381–397。

编辑 | 戴玲娟

校对 | 张宇一

审核 | 李昊玮、赵逸洲